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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敲诈政府”，算不算个罪？

《水浒传》里我最讨厌两个人物，一个是军师吴用，一个是王婆。在吴用这个“知识分子”那里，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算计之中，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厚黑学。王婆呢，一生的智慧大概也都用在了琢磨人性上。她给潘金莲设的套路简直让人后背发凉，一步一步，都直插人性最软弱处，小潘饶是意志再坚定，也难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套路，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往往都能使人不知不觉就范。因为“敲诈”政府，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曹锐、丁凤夫妇，或许正是这样的“就范者”。黑龙江甘南县的曹锐夫妇经营一家出租车营运公司，因为不服运管站对于出租车过户的处罚，2012年他们第一次进京上访。当地政府很快把他们接回来，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不对出租车过户罚款、并赔偿上访期间损失4万元的协议，以换取曹锐夫妇不再进京上访。

事情到此并没有什么争议之处，曹锐夫妇上访是申诉运管站的行政管理失当，地方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也合乎常情。但事情接下来似乎就不再这么单纯。随着甘南县出租车管理改革的进行，曹锐夫妇认为县里在出租车公司的招标、管理上都不合法。此后他们夫妻分工，丁凤负责进京上访，曹锐负责留在县里和运管站谈条件。运管站不答应，就不让丁凤回来。

这一次他们又胜利了，但上访并没有停歇。上访似乎成了他们与政府谈条件的手段，5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进京上访29次。用这种方式，他们先后获得了几十辆出租车的运营指标、一块停车场的土地使用手续等多项利益。2017年因为要求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未果，继续声称要进京上访。甘南县运管局决定报警，2018年甘南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曹锐、丁凤两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围绕曹锐夫妇的行为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舆论迅速关注。这既因为此事缺乏一个清晰的标准，因而给争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更因为进京上访，获得政府补偿，进而被判敲诈勒索的事，在各地频繁发生，而各地法院的判决又差异巨大。有的认定有罪，有的则直接宣布无罪。

《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实从日常人情的角度看，曹锐夫妇后来的做法，似乎有以进京上访为要挟的意思。但要挟行为和敲诈勒索罪之间，还有着既细微又巨大的法律差异。

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政府可不可以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敲诈勒索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嫌疑人的行为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但政府做为一个机构，显然不会产生这种精神反应。四川泸州中院2013年再审一起类似案件时，就以此认定政府不能成为被要挟勒索的对象，因而改判被告人无罪。

那肯定有人会反驳，受到曹锐夫妇要挟的是政府部门里的工作人员啊，就是运管站的干部。那问题也就来了，如果曹锐夫妇要求运管站站长个人给他们经济补偿，否则就抹黑他让他当不成站长。这没问题，铁定属于敲诈勒索。但是曹锐夫妇针对的是政府机构，他们得到的赔偿是公帑，是对公行为。反过来说，如果运管站站长因为担心曹锐频繁上访影响自己的前程，就用公帑摆平，这又是不是拿公共利益，保住个人乌纱帽呢？

此外，判定敲诈勒索罪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非法占有”，也就是说索取法律上不应该属于自己的财物。那么另一个问题也就来了，曹锐夫妇的诉求是不是非法的呢？当然，每一个环节的细节还有待二审时法庭的认定。但从一审披露的事实看，他们的诉求，尤其是一开始那些诉求还真不能说没道理，有一些运管站自己也认可。所以，他们诉求中的合法成分和非法成分如何界定，或将成为二审时的重要交锋点。

这件事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因为我们需要特别警惕一个倾向，就是地方政府将敲诈勒索罪当成对付那些常年上访户的“必杀器”。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地方把经济补偿设置成一个圈套，诱使上访户接受钱款后，又与司法部门通同一气，再扣上一个敲诈的大帽子。在河南孟村县，甚至出现过上访户刚写完收钱的收据，派出所的人随即跳窗而入，把人带走的情况。我们不鼓励越级上访，但用这种方式“搞定”上访户，显然不公不义。即使不是地方政府有意为之，一味靠钱摆平上访户诉求，也不是值得称道的做法。这既是面对矛盾问题时的懒政，又客观上“养成”了一些人的恶意上访。

在公共空间讨论此事，并不是说曹锐夫妇一定无罪，但法治公平的前提之一是要罚当其罪。每一个罪名都应该有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标准，不能“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当司法实践进入模糊地带时，除了要尽快进行法条的厘清外，也意味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些原则是时候被宣示了。法治文明的细节，不正应该在此时登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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