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05 00:26:43
国是访问丨郑永年谈“一带一路”：只有中国能做 只有中国愿做
（来源：国是直通车）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今日之世界，只有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全球高度关注的同时也有质疑之声。五年多来，“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共识，从愿景到行动，正在推动全球非零和竞争新格局。
据测算，仅靠修建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未来5年内就有望实现4%至5%的经济增长。也正是因为对共赢的预期，“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扩越大。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就“一带一路”建设签署了170多份合作文件。
以下为文字访谈实录。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你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五年多来的进展？
郑永年：应该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包括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等。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提出这一倡议，本身方向就是对的。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响应，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共谋发展，包括最近的意大利。这些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期盼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也存在改进的空间。比如，有的项目规模过大、合作形式单一等。未来，可以适当压缩单一项目的规模，或者将一个大项目拆分成多个小项目，便于项目的推进。此外，不妨鼓励更多民企参与，并与所在国的地方政府、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加强合作，引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同时更多地聚焦民生领域。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不少西方国家心态复杂，也有质疑。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他们的看法有变化吗？
郑永年：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日本、美国等国家一开始抱怀疑和反对态度，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两国最初则表现得相对积极。五年之后，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崛起，冷战思维在西方国家回潮，有的西方国家还在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也有国家变得现实，从早先的公开怀疑，转向近来的寻求合作。
不过，不管西方如何批评、抹黑，相信“一带一路”都会照常进行。需要看到的是，西方资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不太感兴趣，也不会有很大的投资意愿。“一带一路”投资能否赚钱？能够赚多少钱？什么时候才能赚钱？所有这些都具有不确定性。华尔街资本没有很大的动力，因为实体经济到今天已经不能赚大钱、赚快钱。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早期经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在海外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因而，在今天的世界里，也只有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国家，才具备条件和动力去推动“一带一路”这样的倡议。
对于西方的批评，中国应该持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既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又努力为世界提供好的公共产品。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其他G7国家会跟进吗？
郑永年：意大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大利不仅是欧盟国家，也是G7国家，随着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并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相信会有其它欧盟国家、G7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意大利之所以选择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这符合意大利自身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意大利本身有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加入“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欧洲经济仍未能成功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乏力。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事实上，“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它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却能惠及世界。除了部分国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外，包括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国家实际上都肯定“一带一路”的经济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没有地域政治的考量，而是聚焦经济合作与发展。随着未来“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持续显现，相信越来越多国家会像意大利一样认同、支持“一带一路”。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一些经济冲突日益显性化。对此你怎么看？
郑永年：从全球战略层面看，大国之间出现竞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说大国之间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好的，这取决于什么领域的竞争，是军事、政治、意识形态，还是经济。
军事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最后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济竞争更多的是双赢的。比如，1990年代，当中国和东盟开始进行“10+1”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日本和韩国很快提出竞争方案，所以有了中国、日本、韩国分别与东盟的“10+1”机制。从今天看来，这三个“10+1”机制都是有利的，在此基础之上，已经形成“10+3”的区域机制。
对于经济竞争，无须过分担心，因为经济上的竞争最终也会出现类似“10+3”的情况。就经济本质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体很难绝对分离开来，至少很难像军事那样分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可以坦然面对和欢迎来自他国的竞争。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你认为中国开放进入了4.0时代，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舆论认为，中国这一轮密集的开放举措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开放，你怎么认为？
郑永年：中国近期开放举措密集出台，包括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备受关注的《外商投资法》等，都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逻辑、符合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举措，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下的妥协结果。实际上，从达沃斯到博鳌，再到首届进博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多次公开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实际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经历了四个版本。
所谓1.0版，即“请进来”的政策。就是中国主动打开自己的大门，让外资进入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打开国门做生意，但当时西方资本对中国还是抱怀疑态度，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境外华人资本，特别是中国港澳台和新加坡资本。中国拥有大量的境外华人，这是中国的优势。
所谓2.0版，即90年代开始的“接轨”政策。中国在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制度体系，并通过和有关国家的艰苦谈判加入了WTO。随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很快把西方的资本、技术要素和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末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推动中国从资本短缺经济体向资本剩余经济体的转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出去”，即所谓3.0版。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政策4.0版开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开放不同，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场需求导向的，但比较零星，不具有系统性。十八大以后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础上的系统化。“一带一路”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充裕的资本、产能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请进来”则直接关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光“走出去”却没有“请进来”，就会使得内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新一轮的开放政策，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修改《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好像不仅是中国，全球都在进入一个“新常态”和“新时代”。作为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你如何定义时代之“新”，你的新作《亚洲新秩序》已经付梓，你的秩序之“新”有什么具体表现？与“新常态”有无政治与经济的有机互动呢？
郑永年：不论是亚洲新秩序也好，世界新常态也好，实际上，没有一个区域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可以一成不变，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现在也要与时俱进。
二战以后的秩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确实也到了要变的时刻。为什么要变？主要是两个要素发生变化。
一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的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基础，国际秩序就是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但是因为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已经没有国家可以说它今天还有100%的经济主权。所有国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
另一个原因是技术变革。以前经济全球化当然也有了，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大规模，往往局限于一个区域。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得以分开。
比如华尔街，现在的银行系统雇佣人员较少，资本家就是有几个人就够了，另外再有几台电脑就能赚取丰厚的利润，而把人工服务外包给其他低成本国家。这些都对全球产业结构乃至国际秩序发生了影响。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在剧烈变化中，全球化也进入平台期，全球化冲击下贫富分化加剧、贸易不平衡等问题凸显。在你的理论体系中，你觉得全球化还能走下去吗，全球秩序会大幅度退回到民族国家关税时代吗？
郑永年：除非发生大的战争，否则全球化不会大倒退。一些国家固然有孤立主义传统，但我不认为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要知道，资本的本性不是孤立的，资本总是逐利的。
只要美国、欧洲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可能孤立。18世纪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曲折，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还是会继续往前走。
只要中国自己不关闭大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无视与中国的交往。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中国转型之路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以改革开放为主线的全方位转型发展，其间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关系，当然国内的关系又映射到国际层面，其复杂程度超乎预期。你能否粗线条地梳理出中国转型的脉络？
郑永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过去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转型之路，就我个人角度来看，比较欣慰的是基本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比如，经济基本制度到位。中国存在一个三层资本共存的大结构，也可以称之为混合经济。顶层是国家资本；底层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中间层面，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部分。目前相关制度安排基本到位。
政治基本制度方面，中共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实践基础上，设立了国家监察委，把监察权重新作为一大权力予以归位，这个体制对中国的长久治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在经济学范畴中，旧秩序一般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或者说计划体制；新秩序是竞争充分的市场体制，体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介入”。但是，目前无论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远未厘清，连美联储的独立性都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威胁。如何科学定义转型中国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郑永年：事实上，在早期历史，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都是是否把经济活动视为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然而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与社会其他领域相隔离，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限制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
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中国文明一直把管理经济事务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尤其是到了当代。强调政府的经济管理责任是中国文明的演变，西方不能把它的理论强加给中国。
现在西方国家把经济发展责任完全交给企业资本，并质疑政府经济管理的必要性。理论上枯竭导致西方国家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只能靠财政、货币两种手段。如果政府的债务越来越大，那财政手段很容易失效。当利率趋于零时，货币政策也将失效。随着近年来的量化宽松以及福利政策，西方国家已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而中国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之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也是中国政府之所以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将取代西方，而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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